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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基于商業模式、營商環境等因素，往往伴隨著民事違約、行政處罰以及刑事制裁等諸多風險。其中刑事風險最為致命，一旦入罪，身陷囹圄，家企不保。民營企業家是國家經濟建設以及社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將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上升到一定高度，并在法治建設中不斷推動民營企業依法合規經營，具有重要的意義。   結合近幾年民營企業刑事犯罪的狀況，下文總結出民營企業可能涉及的十二種刑事罪名及立案標準，這些罪名包括：串通投標罪、非法經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詐騙罪、集資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逃稅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以供參考。   一、 串通投標罪   1. 法條：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二百三十...

近年來，人們十分關注對“正當防衛”的法律保護，司法機關也通過解釋和判例等形式，進一步明確了正當防衛、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準。 但公眾關注的“正當防衛”，更多是基于刑法視角，關心其刑法后果，其實，在民事領域同樣存在正當防衛的認定與責任承擔問題。 最近央視的“今日說法”欄目就播出了一個真實案例。 該案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沈某和蔡某是舅舅和外甥的關系，蔡某的母親是沈某的親姐姐。2017年7月，因老宅動遷問題，沈某和姐姐發生爭執，進而導致肢體沖突，沈某姐姐的手臂還受傷流了點血。 沈某的姐姐回家和兒子蔡某說，自己受傷是沈某拿刀砍的。蔡某怒氣沖沖地來到沈某家，斥責沈某并要求其道歉。而沈某則對蔡某說，大人之間的事與你無關，沒有理會蔡某的要求。 2017年7月19日，蔡某在微信上拉了一個包括陳某在內共4人的微信群，說要去打架。傍晚，蔡某、陳某等四人來到沈某家，進入沈某的院落內，雙方沒有說上幾句話，蔡某等人就和沈某及妻子施女士動手打在了一起，沈某和妻子都被打傷(后經鑒...

前言： 2018年1月，我國開展了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掃黑除專項斗爭期間，有關部門發布了許多司法解釋，為依法辦理涉黑惡案件及財產處置提供了法律依據。但不可否認，在當時，相關規范性文件仍未成體系，較為分散，法律位階較低，防范、治理和保障有組織犯罪的相關法律規定相對缺乏。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反有組織犯罪法》，并于2022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反有組織犯罪法》以《憲法》為依據，在遵守《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刑事法律規范體系完整性前提下，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反有組織犯罪法律制度進行了完善和創新，將三年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工作機制和成功做法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明確了有組織犯罪的法律概念，建立了有組織犯罪預防制度，完善了有組織犯罪案件辦理機制，規范了有組織犯罪涉案財產處置規定，健全了有組織犯罪法律責任體系，實現了掃黑除惡長效常治機制成型入軌。現筆者就《反有組織犯罪法》實施后，辦理有組織犯罪案件時，有可能對律師辯護產生影響的部分條款進行梳理，并就辯護之新思...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刑法條文】 第三百一十二條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立法沿革】 本條系1997年《刑法》吸收修改1979年《刑法》作出的規定。1979年《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或者代為銷售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處或者單處罰金。”1997年《刑法》擴展了行為方式,并對法定刑作了微調。   2006年6月29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九條對本條作了第一次修改,將犯罪對象由“贓物”調整為“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并將行為方式調整為包括“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同時,對法定刑作...

<section style="text-indent: 2em;"><span>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人民檢察院　</span></section> <section style="text-indent: 2em;"><span>起&nbsp;訴&nbsp;書</span></section> <section style="text-indent: 2em;"><span>金安檢刑訴〔2020〕295號　</span></section> <section style="text-indent: 2em;"><span>被告人王靜，男，漢族，1980年**月**日出生于安徽省蕪湖市，身份證號碼：3402231980********，大學文化，原**省高級人民法院四級高級法官，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路****幢**室。被告人王靜因涉嫌受賄罪于2020年5月14日被六安市監察委員會留置；2020年8月12日本院對其刑事拘留；2020年8月19日經本院決定，同日由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對其執行逮捕。</span></section> <section style="text-indent: 2em;"><span>本案由六安市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2020年8月7日由安徽省人民檢察院...

我國刑法規定的對各種犯罪構成的認定，以是否需要發生實害結果為標準，分為行為犯和結果犯兩大類。行為犯僅要求行為人一旦實施了法律規定的禁止行為即構成犯罪，例如，危險駕駛罪即是行為犯，最為典型和人們比較熟悉的則是醉酒型危險駕駛罪，只要是行為人達到了醉酒程度，實施了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即構成危險駕駛罪；而結果犯不僅要求行為人實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為，還要求該行為的實施造成了法律所規定的結果。我國刑法第2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則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結果犯。但是，由于尋釁滋事罪是由“79刑法”規定的流氓罪這個典型的“口袋罪”分解而來，與原來的流氓罪比較，雖然在犯罪構成規定方面有了一些進步，但仍然不夠明確和細化，仍然有一定的模糊性，還仍然有“口袋罪”的某些特征，認定起來往往比較困難。本文結合法律對尋釁滋事罪的規定，就構成該罪的行為及結果的認定進行簡要分析。 刑法第293條對尋釁滋事罪的規定是：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