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唐山打人事件”的旁觀者成為另一個議論的焦點，某知名女演員也加入了吐槽一方。“見義勇為”再次通過個案被推上風口浪尖，而與“見義勇為”息息相關的“正當防衛”“互毆”就成為了聚焦的中心詞。
一個社會中，正常的生活、秩序應該是可預期的，并根據法律的指引規范自己的行為，也默認他人都會根據法律的指引行事，從而各自獲得一種持續、穩定的安全感。但如果人們觀念中的生活、工作秩序變得不可預測，出去吃頓飯都覺得不安全，人們對自身安全無法獲得穩定心理預期，就會人人自危，暴力事件頻發，基本秩序必然受到沖擊。
社會基本價值的維護，固然有法律的規制，更重要的是人們對司法機關懲治不法行為的信任，以及社會大多數人對基本價值的認可與維護。
“唐山打人事件”在網絡上繼續發酵，有一位網友向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壞人都是成幫結對、熱熱鬧鬧、招搖過市、風光無限、手眼通天，好人都是心事重重、形單影只、默不作聲、忍氣吞聲？
如今為何“見義勇為”這種傳統美德成為了稀缺資源？傳統文化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都哪里去了？是法律制定問題還是人們衣食無憂后讓勇氣選擇了躺平？這確實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
根據2004年11月27日生效的《河北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二條的規定，所謂見義勇為，“是個人非因法定職責，為保護國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制止正在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或者搶險救災、救死扶傷的行為。”該《條例》系地方人大立法，屬地方性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可以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
其中，“制止正在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與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正當防衛”立法用語類似。我國《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條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僅僅表明“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不承擔民事責任”。該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了見義勇為受到損害的，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受益人也應適當給予補償。《河北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一條規定：“為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弘揚社會正氣，鼓勵見義勇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條例。”
這一規定顯然具有鼓勵見義勇為、弘揚社會正氣的立法目的，其范圍遠遠超過了《刑法》《民法典》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的范疇，本文僅探討涉及“以暴制暴”條件下的“見義勇為”。立法對“正當防衛”、“緊急避險”采取了相對保守的價值選擇，我們理解立法者的初衷，即對私力救濟采取保守的態度，以防止私刑、暴力的濫用。但無論采取鼓勵還是保守的立法模式，都是一把雙刃劍。
很多人不解，“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中，那么多同堂用餐的人為何沒有人“見義勇為”。仔細回看視頻，并非沒有人介入，尤其是那位嘗試掙脫男友上前幫忙的黑衣女士，她是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動機的。但遺憾的是，該事件中沒有出現“武林高手”，更沒有所謂的“英雄”。清華大學勞東燕教授指出：我們不要簡單譴責人性，在制度沒有提供充分保護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都只會想著自保。普通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氣是需要制度來加持的。
近幾年來，“于歡案”、“昆山反殺案”、云南退伍軍人“唐某正當防衛案”等典型案件給人們一種認識，即《刑法》中的“正當防衛”條款被激活了。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誤認識。包括多年以前的“鄧某嬌案”等個案最終被認定正當防衛，無一例外的有媒體的巨大貢獻，“昆山反殺案”更是有視頻資料，否則，在司法實踐中認定一起正當防衛案件是非常困難。
首席大檢察官張先生曾經說過：“法不能給不法讓步”，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最終決定個案結果的還是司法程序及司法人員，實踐中，有相當比例的案件都按照防衛過當來處理，或者根本就不予認定正當防衛。一旦被害者施以還手就被認定為互毆，喪失正當防衛的條件，這種現象屢見不鮮。
一個社會確實需要弘揚正氣，需要見義勇為，但如果沒有足夠的制度保障，或在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的認定過于保守，那么無論是“見義勇為條例”的鼓勵，還是民法上的“正當防衛補償”制度，亦或是刑法意義上的正當防衛免責（或減輕），都將阻擋不了“見義勇為”成為一紙空文。近幾年來，我一直擔心這種對“正當防衛”的錯誤認識會釀成個別人的災難。
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的認定要求五個條件：1.有不法侵害發生；2.不法侵害正在進行；3.不能超越一定限度；4.正當防衛必須基于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5.正當防衛的對象必須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實事求是地講，就某一案件中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上述條件，很多時候我們這些職業法律人都很難判定，何況大多數不懂法的老百姓呢！即便是懂法的人，在氣氛特別緊張的現場，恐怕也很難準確把握尺度。這就是很多人向律師咨詢，律師不敢給出準確答案的原因，因為問題本身恐怕就是個復雜的問題。
舉例說明，所謂“不能超越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如何把握”？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立法所列“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如何判斷（涉及無限防衛權的行使）？有時間去判斷嗎？有些時候，一拳就導致對方脾臟破裂，這一拳到底是必要，還是不必要？不用扯那么遠，就唐山案而言，如果男子騷擾在先，女子啤酒瓶子輪過去，男子倒地，蛛網膜下腔出血，這還能認定正當防衛嗎？是否超過必要限度？所有，有些事情嘴上說起來容易，司法實踐中的案件往往是很復雜的。
再者，不法行為人到底是否存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故意，這個也實難界定。有時候對方只是滋事的故意，并沒有想要“嚴重危及人身安全”，但如果你做出了“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判斷，很可能被司法機關認定為“假想防衛”。例如上面的情況，男子騷擾在先，此時女子揮舞啤酒瓶子，她是如何做出男子后續行為“嚴重危及人身安全”這一判斷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換個場景，這都會成為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另外，“正當防衛”要求主觀上具有防衛的意識。實際上，“正當防衛”與“互毆”，其主觀方面的認知是非常重要的區別。很遺憾，司法實踐中，只要被侵害人還擊，就很容易“客觀歸罪”繼而被認定為互相斗毆。至于你當時是防衛的意識、還是具有傷害他人的故意，不同的司法者認識邏輯、認知水平都是不同的。
法律的邏輯前提存在一個假設，即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理性人。在某一案發現場，讓一位理性人去判斷何為正當防衛，避免不了會出現“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矛盾，更擔心“行俠仗義”受到傷害而無人問津，這是見義勇為的天然心理屏障。
當然，司法過程中能否放寬正當防衛的認定條件呢？這可能是最具爭議的話題。
本人認為，一旦放寬正當防衛的認定條件，極易導致大量輕罪案件中出現過度防衛，造成私刑泛濫，使本來理性一點就能過去的小事兒升級為大案、命案，這當然不是法律要追求的社會效果。至于“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與保守的“正當防衛”立法模式這對矛盾，如何找到一個被大眾普遍接受的黃金分割點，這就是司法的藝術了。在此過程中，一些被錯誤處理的“英雄”可能會付出自由的代價，但在法治的道路上，這種代價恐怕難以避免。即便在私權保護力度較大的國家，如私闖住宅可以才去極端的防衛方式，但很多時候，入侵者“是否得到允許”這件事就是個無頭案，反正死者不會說話，生者怎么說都行。個案處理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這是法治社會回避不了的代價，立法者、司法者需要做的是把這種代價控制在大眾能夠接受的范圍，盡量避免“法的不必要代價”的產生。
我個人鼓勵“見義勇為”和正確行使“正當防衛”的權利，但這種情況如何做出“準確”判斷的確是個難題。如果我是同在一個飯店擼串的客人或者我只是路過，可能我也會趕緊走，最多立刻報警。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打起來，他們是什么關系，雙方人馬如何區分，他們是否以往關系有隙，他們都有什么武器等等；貿然上前“見義勇為”“正當防衛”，機會成本太高了。即便民法視角的“見義勇為”，在“老人碰瓷”、“送醫者被反誣”、“被拐婦女起訴離婚敗訴”等刷新普通人認知水平的鬧劇頻發，你還敢“行俠仗義”嗎？世界本不該是這個樣子，但現實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建議那些正在前往唐山挑戰“燒烤”的朋友們，無論你武功多么高強，在緊急情況下實施“見義勇為”，首先觀察周圍是否有攝像頭，或者立刻讓同伴、圍觀群眾開手機錄像，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稍有不慎，你的“義薄云天”就會帶來牢獄之災，因為有些事情，我們能夠控制的范圍是極其有限的。有時候，“見義勇為”也要將就方法，例如迅速打開手機，最大音量播放“警笛”聲音，再如高喊“警察來了”，都可能令犯罪嫌疑人聞風喪膽。
另外，司法個案的處理應當給人們一個積極的暗示，盡量降低人們的顧慮，不要人為地給“見義勇為”、“正當防衛”設置認知障礙，執法、司法過程中具體認定事實，不僅要考慮個案的公正，裁判結果更應當考慮對社會公序良俗、人性、良知等基本價值的維護。例如南京彭宇案的一審判決，全然沒有考慮到裁判結果對公序良俗的負面影響。有時候，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寧可犧牲個案正義，也不能挑戰人性與良知的底線，遇這種特殊情況，如果“受害人”有損失，完全可以通過司法救助的方式彌補。
在此，我也提醒人們，提高自我保護意識才是王道，這與“男權”“女權”無關。現代社會，絕大多數的犯罪都與消極的社會因素有關，但提高自我防范意識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緊急情況下，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發稿之前，筆者看到唐山方面又再表態：“從嚴從快依法嚴懲，還傷者公道、還市民安寧、還社會穩定”，豪言壯語間流露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我只想說，案件已經不歸你唐山管轄了，而網絡上實名舉報的幾起涉黑涉惡暴力事件，請認真履職徹查。任何事務都有根源，現在做應該做的是反思治安狀況混亂的深層原因，“抓基層、打基礎、苦練基本功”，而不是表忠心、樹決心，更不需要英雄氣概。
所謂維護社會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維護人們普遍存在的心理預期。法治社會不缺英雄，法治社會無需英雄。并不矛盾。
從昆山花臂男到唐山打人案……一個個觸目驚心的個案不時沖擊著文明社會的防線，下一個又是誰？光明日報評論：“法治建構之慢之難，法治破壞之快之容易，當給疫情下更多執法者、司法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鐘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