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購票經歷，讓陶女士意外發現自己竟已成為“限高”對象；一份再審檢察建議，為莫名負債百萬元的陶女士徹底“松綁”……從身陷前夫的巨額債務糾紛，到回歸“無債一身輕”的正常生活，陶女士經歷了什么？這一切，要從一封求助信說起。

2021年6月，山西省侯馬市檢察院收到了一封來自杭州的信件。信中，當事人陶女士講述了一件讓她難以置信的事情：2020年9月，陶女士在購買動車車票時被告知不能購買，不明緣由的她經咨詢得知，自己被卷入了前夫的一場官司，侯馬市法院對她采取了“限制高消費”的強制執行措施。在網上看到判決書的那一刻，陶女士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滿腹疑惑——明明早已離婚，為何還要償還前夫的借款？

信中寫道，陶女士與裘某曾是夫妻，2013年3月，兩人協議離婚。2013年9月、10月，裘某以做生意為由，先后向馬某借款80萬元、20萬元，并出具了借條。后因裘某無力還款，被馬某告上法庭，陶女士成為共同被告。侯馬市法院立案后，公告送達了所有訴訟文書。2015年9月，案件開庭審理，二被告缺席庭審，法院認為100萬元借款及利息系夫妻共同債務，判決陶女士承擔連帶還款責任。宣判后，馬某申請執行。

莫名成了被執行人，陶女士心急如焚。100萬元借款、幾十萬元利息像一塊重石，壓得她透不過氣，陶女士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因路途遙遠又無法乘坐高鐵，陶女士無法前往山西現場維權，只能于2020年11月向侯馬市法院郵寄了再審申請書，但遲遲未收到法院的回復。無奈之下，她只好以寫信的方式向侯馬市檢察院遞交監督申請書，希望檢察機關能幫助她擺脫困境。

陶女士的來信引起了侯馬市檢察院檢察官的高度關注，若信中所述屬實，那么此案極有可能是一場因缺席庭審、未經抗辯而遭誤判的案件。

從2015年至2021年，案件已經過去了6年，申請再審早已超過法律規定的期限，但考慮到陶女士提供的離婚證屬于“新的證據”，可能推翻本案的判決，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陶女士可以在知道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再審。因陶女士2020年9月才知道本案判決結果，2020年11月即向侯馬市法院提出再審申請，且侯馬市法院未在三個月內作出裁定。因此，此案存在需監督的情形，侯馬市檢察院遂依法受理了陶女士的監督申請。

隨后，在審閱此案卷宗的過程中，辦案檢察官發現，原告馬某曾向侯馬市法院申請訴訟保全，承辦法官也曾前往杭州市協助查封二被告的房產，在沒有直接送達或郵寄送達的情況下，公告送達了所有訴訟文書，這成為陶女士完全不知曉本案的重要原因。此外，檢察官還發現，除了裘某于2013年9月、10月出具的借條外，沒有其他能夠證明借款發生時間的直接證據。于是，檢察官向馬某送達了通知書，請他依法提供相關證據材料。馬某后來提供的銀行流水能夠證明債務中的20萬元借款發生時間是2013年10月，而其余80萬元借款的具體發生時間，馬某未能提供證據證明。

從陶女士提供的離婚證來看，她與裘某于2013年3月離婚，但離婚證的真假也是辦理該案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而侯馬市民政局因客觀原因無法核實陶女士的婚姻情況，檢察官又受疫情防控影響無法前往杭州調查核實，辦案工作一時陷入了僵局。能否請杭州當地的檢察院協助查證？于是，在臨汾市檢察院的協調下，檢察官順利與杭州市富陽區檢察院取得聯系。不久后，富陽區檢察院的來信及所附材料證實了陶女士提供的離婚證是真的，她與裘某確于2013年3月離婚。

由此可知，裘某的20萬元借款確實不在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產生；其余80萬元的實際借款時間仍存疑，需要侯馬市法院再審查明。

檢察官在厘清案件情況后，提請檢委會討論。該院最終決定向侯馬市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2021年12月底，侯馬市法院作出再審裁定，中止原判決書的執行。因無法聯系到裘某，案件又進入長達兩個月的公告期。

在漫長的等待后，檢察官終于收到了出庭通知書，此案于今年4月20日開庭審理。陶女士受疫情防控影響無法出庭，委托侯馬市的代理律師到庭參加訴訟。庭上，檢察官有條不紊地闡述了檢察院的監督理由。

近日，侯馬市法院作出判決，再審法官重新認定了案件事實，100萬元債務及利息均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陶女士無需承擔還款責任。

“謝謝您的幫助，不勝感激！”案件勝訴了，陶女士發來微信，言辭間流露出對檢察機關的感謝之情。至此，這封來自遠方的求助信背后的故事落下帷幕，陶女士的生活也重新恢復了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