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格式條款不存在違反法律規定，侵害國家、集體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未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免除義務人的法律責任，也未加重權利人的責任，排除權利人的主要權利等法律禁止的內容的，對雙方當事人應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來云鵬訴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2年 第6期）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在網站頁面上向用戶展示的網站服務條款內容，符合預先擬定并可重復使用的特征，應屬于格式條款的合同。在網絡信息服務中，網站與用戶都是通過網絡聯系溝通的。網站采用電子文本的格式條款合同方式，供用戶選擇并確定雙方有關信息服務的權利義務關系，不違反法律的規定。對于當事人雙方訂立的格式條款，只要合同的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應視為有效。《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作為雙方確認的信息服務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作了具體的約定，該服務條款雖然屬于格式條款，但來云鵬在訴訟中不能說明其存在違反法律規定，侵害國家、集體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免除義務人的法律責任，加重權利人的責任，排除權利人的主要權利等法律禁止的內容，服務條款對雙方當事人應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

2. 合同中已經對格式條款中的相關詞語作有明確的釋義，在訂立合同之時，對方當事人對此內容是明知，且未提出任何異議，實際上接受并簽署了合同文本的，該格式合同有效。——家園公司訴森得瑞公司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7年 第2期）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合同屬于森得瑞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但對于合同條款中的相關詞語，如競業禁止條款中的“關系人”、“關聯企業”的含義，合同均作有明確的釋義。在訂立合同之時，家園公司對此內容是明知的，但并未提出任何異議且實際上接受并簽署了合同文本。因此《加盟特許經營合同》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合同一旦成立即對雙方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

3. 格式條款只強調一方權利，損害另一方權益，違背公平原則，該格式條款應屬無效。——廣東直通電訊有限公司訴洪分明電話費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1年 第6期）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電訊公司在《廣州市數字移動電話（ｇｓｍ）安裝申請卡》的用戶須知第１０條規定，“停機三個月后，本營業處有權將該用戶號碼轉給別人使用，一律不予退還所有入網費用”，是以格式條款的形式出現，只強調了自己的權利，忽視了用戶的利益，損害了洪分明的財產權益，違背了公平原則，該格式條款應屬無效。電訊公司應對轉讓洪分明電話號碼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4. 格式合同的條款只在存在法律規定的無效情形時，才能被宣告無效，并非只要是格式合同就一定無效。——成路訴無錫輕工大學教學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2年 第2期）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格式合同也是法律所允許的一種書面合同。格式合同的內容雖由一方當事人事先擬就，但在雙方當事人簽字后，就成為雙方當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雙方當事人如果對格式合同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釋；如果解釋有兩種以上，應當采用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合同的條款只在存在法律規定的無效情形時，才能被宣告無效，并非只要是格式合同就一定無效。成路與金門大學簽訂的格式合同，內容是合法的，也是明確的。對該合同的內容，成路在上訴中沒有提出不同的理解，也不解釋自己為什么在其上簽字，卻以該合同是格式合同，就認為合同的內容虛假，不是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主張該合同無效，這個理由不能成立。

5. 格式條款把一些本應由己方承擔的責任也推向相對方，加重了相對方責任的，有違公平原則，該格式條款無效。——顧駿訴上海交行儲蓄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5年 第4期）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由儲戶在借記卡上設立自己能掌握和控制的密碼，是保障儲戶存款安全和防范犯罪的一個手段。但本案事實證明，盡管儲戶遵守保密義務，犯罪分子仍然能破解和利用儲戶設立的密碼。在技術不斷進步且犯罪手段也不斷變化的今天，不具體分析失密的原因，不考慮儲戶是否存在過錯，一概以“凡是通過交易密碼發生的一切交易，均應視為持卡人親自所為，銀行不應承擔責任”這一格式條款作為銀行的免責理由進行抗辯，把一些本應由銀行承擔的責任也推向儲戶，無疑加重了儲戶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被告的這一抗辯理由難以成立。

6. 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和出租人沒有協商免除出租人退還押金的義務，出租人以雙方簽署的由其提供的解除房屋租賃關系格式合同中有“雙方再無經濟關系”的約定為由，拒絕退還押金，承租人提出異議的，出租人不能免除退還押金的義務。——徐蕾訴中匯房產公司財產所有權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5年 第9期）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所涉的北京市房屋租賃承租合同和終止協議，都是中匯房產公司向徐蕾提供的格式合同。雙方當事人除對終止協議中“雙方再無任何房屋租賃關系及經濟關系”這一條款的理解存在歧義外，對其他條款的理解一致，這兩份合同的其他條款合法有效。合同法第三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在簽署終止協議時，中匯房產公司明知其按照租賃合同約定收取的押金尚未退還，1600元的押金收據還在徐蕾手中。作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中匯房產公司既然認為“雙方再無任何房屋租賃關系及經濟關系”這一格式條款中包含了不返還押金的意思，此時就有義務提醒徐蕾注意或在協議中注明：這一條款簽署后，押金不再退還，押金收據廢止。中匯房產公司并未履行這一義務。鑒于終止協議里對押金以及押金收據如何處理只字未提，從“雙方再無任何房屋租賃關系及經濟關系”這一格式條款的文字中，不能直接推導出徐蕾有自愿放棄押金權利的意思表示。因此在租賃合同終止并且應交納的費用已交納的前提下，中匯房產公司僅以徐蕾簽署了終止協議為由拒不返還押金，于法無據，是侵犯徐蕾的財產所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