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985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根據《民訴解釋》第91條的字面含義，前四個要件作為“產生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應由主張不當得利一方(下稱權利人)承擔證明責任，第五個要件作為抗辯事由應由相對人(下稱義務人)承擔證明責任。有疑問的是，第四個要件“獲益沒有法律原因”乃消極證明事實，權利人難以完成舉證，相反，義務人證明“獲益存在法律原因”似乎較為容易，只需證明存在合同、侵權、無因管理等法律原因即可，是否應考慮舉證的難度，由義務人承擔“獲益存在法律”的證明責任?
論者認為，積極事實對應一個確切的點，而消極事實是該點之外的全部，是對應積極事實的補集，無法予以證明，因此，證明消極事實是不可能完成的義務，故主張消極事實的一方無需承擔證明責任。
我們傾向于認為，原則上由被告承擔“沒有法律根據”的舉證證明責任更為妥當。
首先，不當得利中“沒有法律根據”不是一般訴訟中特定的待證事實，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為、事實行為乃至事件的集合。對于原告而言，讓其證明“沒有法律根據”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此亦為“誰主張，誰舉證”的例外情形。故被告如主張存在一定法律關系構成“法律根據”的，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3民終24866號民事判決書指出：
在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一方獲利”、“使他人利益受損”、“獲得利益與他人受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三個事實要件由原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沒有法律上的原因”這一法律要件由被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本案中，劉仕蘭已完成三個事實要件滿足的舉證證明責任。薛芬主張，該款當時是其父親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以其賬戶向客戶收取的貨款，但沒有提交相應證據加以證明，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薛芬也未提交證據證明其與劉仕蘭之間存在其他債權債務。原審據此認定薛芬受領該款，構成不當得利，并無不當。
論者認為：只要屬于權利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事實，即使是消極事實，權利人的舉證責任頁不能免除，且消極事實并非不可能證明，可以通過反駁積極事實、推導、排除等方式間接證明。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3民終21879號民事判決書指出：
對前述三項事實要件由原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沒有爭議，對后一項法律要件由原告還是被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存在爭議。本院對此認為，在給付型不當得利案件中，“沒有法律上的原因”仍應由原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理由如下：
首先，給付型不當得利既可以是自始欠缺給付目的，也可以是給付目的嗣后不存在，而給付目的就是給付原因。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給付目的不存在，受領給付利益便會因無法律上的根據而成為不當得利。由此，給付型不當得利的功能在于調整這種欠缺給付目的的財產變動。通常，原告親歷或了解不當得利中財產發生移轉的原因，以及移轉原因消失的法律事實，并認為被告受益無合法根據。原告對被告占有現狀的否定評價是建立在否定自身移轉財產行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原告更接近證據，也更有能力對自身的移轉財產行為提供證據。其次，在給付型不當得利訴訟中，原告主張不存在合法根據，并不意味著客觀上就真如其所說的無合法根據。1.無合法根據既有自始的無合法根據，亦有嗣后的無合法根據。依據相關權威學說，只要屬于權利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事實，即使是消極事實，原告的舉證證明責任也不能免除。2.讓原告承擔“沒有合法根據”的證明責任并非不公平。在給付型不當得利案件中，原告乃是使財產變動的主體，由財產變動的控制者承擔舉證不能的風險，實屬合理。3.被告并非離“沒有合法根據”的證據更近。在給付型不當得利案件中，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原告給付有法律上的原因，如借貸、贈與、合伙、投資等，相關證據掌握在原告手中，但原告出于敗訴風險和訴訟策略的考慮，謊稱無合法根據。4.不當得利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嚴格的適用范圍，不能作為當事人在其他具體民事法律關系中缺少證據時的請求權基礎。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第九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在給付型不當得利案件中，原告主張不當得利，應對不當得利成立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再次，在給付型不當得利案件中，證明“沒有法律上的原因”并非不可能。盡管“沒有法律上的原因”系被作為待證的消極事實對待，但按照相關權威規范說理論，如果消極事實在實體法規范中是作為權利發生要件而存在的，也應該由主張該權利發生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消極事實可通過反駁積極事實、推導、排除等方式間接證明。
論者認為：將該要件證明責任分配給任何一方均難言合理，故雙方均應向法院提交證據，法院綜合作出認定。需要注意的是，該主張并未討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即要件事實真偽不明時由哪一方承擔敗訴風險的問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只能歸屬于某一方當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9號民事判決書指出：
對得利沒有合法依據的舉證，系對消極事實的證明;權利主張人對于消極事實通常無法直接予以證明，而需要從相關事實中予以推導判斷。這其中，得利被主張人對消極事實的抗辯，則會成為認定消極事實主張是否成立的直接證據……根據上述司法解釋規定精神，對于洪葉珊取得訴爭款項是否具有合法依據，不僅鄭祥需就其主張提供證據，洪葉珊亦需就其抗辯主張提供證據，人民法院在審核認定雙方提交證據的證明力基礎上作出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314號民事判決書指出：
在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中，前三個要件屬于積極事實，由仁寶公司承擔舉證責任自不待言……對于第四個構成要件，即仁寶公司關于樂融致新公司獲利無合法根據的主張，則屬于對消極事實的主張，按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對于消極事實通常無法直接予以證明，而需要從相關事實中予以推導判斷……依照該規定原旨，對于樂融致新公司取得訴爭款項是否具有合法依據，仁寶公司需就其主張提供證據，樂融致新公司亦需就其抗辯主張提供證據，并由本院在審核認定雙方提交證據的證明力基礎上作出認定。
筆者認為，原則上應由義務人舉證證明“獲益存在法律原因”。若由權利人證明“獲益不存在法律原因”，則其需要排除雙方之間存在任何一種法律原因的可能性，例如不存在合同關系、無因管理關系，在“不存在合同關系”項下，又應證明不存在贈與合同關系、買賣合同關系……，由于民法的開放結構，法律原因無法窮盡，故權利人無法對這一要件進行舉證。相反，義務人舉證“獲益存在法律原因”相對較為容易，例如，給付的法律原因是“為履行買賣合同項下價金支付義務”，則義務人只需舉示雙方簽訂的買賣合同即可。
在某些情況下，應適當降低義務人的證明標準，例如權利人主張其向義務人的銀行匯款是錯誤匯款，構成不當得利，但無法對如何獲知義務人匯款賬號、原匯款對象等作出合理說明。根據生活常識，銀行匯款需要輸入正確的姓名和銀行賬號，權利人不能對錯誤匯款的原因進行說明，應推定匯款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存在法律原因。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3民終9731號民事判決書指出：本案中，丁免治主張操作失誤導致將涉案兩筆款項轉賬匯至鄧朝輝的賬戶，該陳述存在違反日常生活經驗和不符合情理之處：首先，轉賬匯款需要輸入準確的對方賬號和戶名，有任一項內容不準確或不相吻合，則轉賬不可能成功，在丁免治沒有舉證證明其曾與鄧朝輝的5010賬戶存在過轉賬交易的情況下，丁免治主動操作輸入可準確對應的鄧朝輝姓名和賬號，且在間隔一個小時出現兩次成功操作，丁免治稱涉案兩次轉賬系“操作失誤”，與常理不符;其次，丁免治不能就涉案款項所原本意圖轉賬的對象和用途作出說明，而此情況應是丁免治所完全掌握的
又例如，在給付型不當得利中，權利人主張其向義務人的轉款行為構成不當得利，而義務人主張權利人與應付款方之間存在委托付款法律關系。在類似案例中，能證明委托付款的相關證據通常掌握在權利人手里，義務人難以進行舉證。筆者認為，若義務人能夠舉證證明權利人與應付款方存在密切關系，例如是同一家公司股東、親屬關系等，且轉款行為落在合同約定的付款期限內，應視為其已完成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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